今年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學習和弘揚鄧小平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對激勵我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具有重大現實意義。鄧小平一生為黨和人民事業(yè)建立了不朽功勛，其中一個偉大歷史貢獻就是指導我們黨制定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在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緊要關頭發(fā)揮了舉旗定向、力挽狂瀾、一錘定音的作用。40多年過去了，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復雜深刻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鄧小平作出這一重大戰(zhàn)略決策的非凡膽識、高超智慧和政治遠見。
鄧小平領導制定《決議》的非凡膽識，體現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審時度勢作出的果斷決策上
歷史，往往在經過時間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稕Q議》的起草之所以事關重大，是因為它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前黨的歷史，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對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評價，特別是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分清了是非，糾正了“左”右兩方面的錯誤觀點，統(tǒng)一了全黨思想，對推動黨團結一致向前看、更好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無論從當時還是今天來看，《決議》所要解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特別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都是關乎黨和國家發(fā)展方向和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
《決議》是在什么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呢？總起來說，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從端正思想路線入手進行撥亂反正，強調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旗幟鮮明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支持和領導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推動進行各方面的撥亂反正，促進了全黨思想解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黨內外出現了對新中國成立后黨的歷史特別是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進行總結和評價的呼聲。
正確認識和把握問題至關重要，解決問題的時機選擇同樣至關重要。面對黨內外的呼聲，是否制定、何時制定《決議》，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也考驗著黨和人民事業(yè)掌舵人的政治膽識。在時機不成熟、條件不具備的時候硬要去做，操之過急、草率從事，只會適得其反；在形勢發(fā)生變化、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逡巡不前、猶豫不決，也會貽誤時機，帶來嚴重后果。鄧小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非凡膽識，集中體現在不該制定《決議》的時候急不得，該制定《決議》的時候等不得。
急不得。鄧小平一向善于從全局上思考問題，善于在關鍵時刻作出戰(zhàn)略決策。在制定《決議》這個問題上，他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關系全局的戰(zhàn)略問題是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zhàn)略轉移，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時機尚不成熟，為了安定團結的大局暫時不要碰這個問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當不少干部要求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時，鄧小平主張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不要馬上進行，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fā)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也強調，對于“文化大革命”，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1979年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有同志提出希望黨中央及早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歷史，像1945年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樣，作一個關于新中國成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鄧小平重點闡述了在中國為什么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根本性的思想政治問題，實際上也就表明了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鮮明立場。
等不得。隨著撥亂反正的全面開展和改革開放的推開，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議論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傾向是一些人受“左”的思想束縛，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觸情緒；另一種傾向是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極端夸大黨所犯的錯誤，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不僅黨內外非常關心黨中央如何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國外也非常關注這一問題，并提出種種猜疑。這些狀況表明，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是一個重大敏感而帶有國際影響的問題，且變得日益迫切起來。如何既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和理論，又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是對我們黨領導能力、政治定力、執(zhí)政地位、國際形象的重大考驗。從國內看，這個問題處理得好，就可以統(tǒng)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使黨和國家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處理不好，就會造成極大的混亂，葬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黨甚至會把自己搞亂、搞垮。從國際看，這個問題處理得好，有利于支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政黨和組織的團結，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團結，有利于人類進步事業(yè)；處理不好，就可能帶來一系列的嚴重問題。
根據形勢變化，1979年鄧小平在領導起草葉劍英同志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時提出，這個講話要對過去30年作一個總結，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一定的說明，要有一些新的內容，能講出一個新的水平。葉劍英國慶講話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受到黨內外高度關注，引起了良好反響。但這個總結畢竟是初步的，對黨內外關注的重要問題不可能詳細展開闡述。因此，黨內外要求盡快作出一個正式的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呼聲越來越高。這個時候，鄧小平審時度勢、綜合研判，認為制定《決議》的時機已經成熟，不能再等了，否則就會影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他果斷決策，要求以葉劍英國慶講話為基礎，開始著手起草《決議》。他強調：“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贬槍τ行┤苏J為時機和條件還不成熟，主張不急于作《決議》，希望在召開黨的十二大甚至更往后去解決的意見，他指出：“我們必須現在解決，不能由后代來解決，因為他們不了解整個歷史�！薄斑@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鄧小平領導制定《決議》的高超智慧，體現在創(chuàng)造性提出起草《決議》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重要要求、科學方法上
《決議》是在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起草的，鄧小平自始至終主持了《決議》的起草工作，為《決議》的出臺發(fā)揮了決定性作用�！稕Q議》的指導思想是他提出的，《決議》的框架結構是他設計的，《決議》對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的評價是他認定的，《決議》對一些重大歷史和理論問題的把握是他決斷的。從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鄧小平先后17次就《決議》起草問題進行談話，為《決議》起草明方向、定調子，其中收入《鄧小平文選》的就有9次�？梢哉f，鄧小平一系列帶有全局性的重大思想觀點和戰(zhàn)略設想，為《決議》的制定提供了根本遵循。
提出三條總的指導思想，其中最核心、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是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1980年3月，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提出起草《決議》的三條總的指導思想，為《決議》的起草指明了正確方向�！暗谝�，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薄暗谌�，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彼貏e強調：“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编囆∑皆谟嘘P講話、談話中不斷闡發(fā)這三條原則，尤其是對這一條，他在各個場合一再講，對各種模糊認識和錯誤進行了嚴肅耐心的說服教育。他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薄斑@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庇衅鸩菪〗M成員回憶說：“如果不是（鄧小平同志）毫不動搖地堅持這個指導思想，那么《決議》就很難收到現在這樣的效果，很難得到這樣的好評，也很難使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思想上的一致、認識上的一致，在《決議》的基礎上團結一致向前看�！�
提出“宜粗不宜細”的基本原則。《決議》該怎么寫？鄧小平為之確立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宜粗不宜細”。他指出：“總起來說，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后，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薄安荒茉谂f帳上糾纏，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個現代化上面來。”在這一基本原則指導下，《決議》對黨的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作出比較概括的、粗線條的描述，不求面面俱到，也沒有在細枝末節(jié)和次要問題上糾纏。這一基本原則符合當代史研究方法，因為《決議》涉及許多當事人和許多重要方針政策，對其作出的評價不可避免要影響到當前的大局，必須慎重。這一基本原則也符合歷史認識的特點和規(guī)律，因為許多歷史事實過去還不久，有待于進一步弄清史實真相，不斷完善認識。
提出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要求。鄧小平強調：“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研究和解決任何問題都離不開 一定的歷史條件。”“只能實事求是地肯定應當肯定的東西，否定應當否定的東西�！薄霸u價人物和歷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學的觀點，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鄧小平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這個重大問題上，鄧小平不是從個人感情出發(fā)，而是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出發(fā)，從黨的歷史和黨的事業(yè)出發(fā)，從全黨的根本和長遠利益出發(fā)，這一點尤其令人感動和欽佩。鄧小平指出：“雖然我們黨在歷史上，包括建國以后的三十年中，犯過一些大錯誤，甚至犯過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我們黨終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彼蟆皩嵤虑笫堑�、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在鄧小平指導下，《決議》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把對毛澤東的評價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正確分析了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論述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得出的結論經受住了歷史、實踐和人民的檢驗。
提出評價歷史人物的科學方法。圍繞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一核心問題，鄧小平提出了許多指導性很強的科學方法。比如，對毛澤東的功績和錯誤要分清主次。他在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時說：“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薄拔覀円獙嵤虑笫堑刂v毛主席后期的錯誤�！薄皬奈覀冎袊嗣竦母星閬碚f，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永遠要保留下去”。比如，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qū)分開來。他指出：“應當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區(qū)別開來，這樣可以避免許多混亂。當然，這不是說毛澤東同志晚年沒有發(fā)表過正確的意見�！北热纾珴蓶|犯錯誤的最重要原因是制度問題。他指出：“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他強調：“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比如，對于錯誤意見要頂住和引導�！稕Q議》草稿形成后，針對“四千人大討論”中出現的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傾向，他“力排錯議”，指出：“討論中間有許多好意見，要接受。也有些意見不能接受”，“對有些同志在有些問題上的錯誤意見，要硬著頭皮頂住”。由于鄧小平在當時爭議最多、分歧最大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上，表明了黨中央堅如磐石的立場和毫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這就為《決議》排除干擾取得成功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
總之，鄧小平的高超政治智慧，為《決議》的起草提供了總思路、總原則、總遵循，特別是在重大關鍵問題上發(fā)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正是在鄧小平提出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重要要求、科學方法指引下，《決議》起草牢牢抓住了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這個關鍵，總結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經驗教訓，分清了是非、統(tǒng)一了思想、增進了團結，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yè)向前發(fā)展�！稕Q議》的制定，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
鄧小平領導制定《決議》的政治遠見，體現在為黨和國家發(fā)展確定正確方向、引導全黨團結一致向前看、開創(chuàng)事業(yè)發(fā)展新局面上
鄧小平指出：“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笨偨Y歷史屬于向后看，但向后看是為了更好地向前看，是為了更好地開辟未來。這種“向前看”的鮮明導向，不僅體現在《決議》的指導思想和精髓要義上，也體現在通過歷史決議的時機安排和場合選擇上�！稕Q議》是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正如鄧小平所希望的：“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會上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問題有一個統(tǒng)一的認識，作一個結束。十二大就講新話，講向前看的話�！�
在鄧小平指導下，《決議》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第一次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逐步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的主要點，作了十個方面的概括。這實際上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辟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的理論概括，初步提出了在中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是說，《決議》對根據新的實際和發(fā)展要求確立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確道路的重大歷史課題進行了積極探索，顯示出我們黨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開辟建設社會主義新路的堅強決心，為黨的十二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做了充分準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chuàng)奠定了重要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鄧小平同志指導我們黨系統(tǒng)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解決了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根據新的實際和發(fā)展要求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樣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重大歷史課題，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和理論，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為黨和國家發(fā)展確定了正確方向�！边@是對鄧小平領導制定《決議》的歷史功績的科學概括和高度評價。應當看到，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同根據新的實際和發(fā)展要求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歷史課題是一個總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其中任何一個歷史課題沒有解決，另一個歷史課題的解決也就無從談起。從根本上講，這兩個歷史課題具有深刻的內在一致性，因為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是一個接續(xù)奮斗的歷史過程。鄧小平多次強調：“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军c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fā)展，而且還要繼續(xù)發(fā)展。”“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
站在40多年后的今天，回顧鄧小平在重大轉折關頭領導制定《決議》的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從中獲得很多啟示、智慧和力量。特別是通過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可以更加深刻認識到鄧小平領導制定《決議》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可以更加深切體會到鄧小平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的寬廣胸襟和遠見卓識。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lián)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曲折。這一悲劇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毛澤東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F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袑庍@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lián)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當時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引發(fā)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后來的事態(tài)發(fā)展正如毛澤東所預見的那樣，蘇共從徹底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和攻擊列寧、否定和攻擊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整個蘇聯(lián)共產黨，徹底歪曲和丑化蘇聯(lián)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整個歷史，從根本上瓦解了社會主義大廈的所有支撐，結果就是蘇聯(lián)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lián)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
所幸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對待自己的歷史、對待自己的領袖人物上，態(tài)度始終是極為嚴肅而鄭重的，展現出一個真正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風范。試想一下，假如當時鄧小平沒有頂住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也在蘇聯(lián)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那場多米諾骨牌式的變化中倒塌了，或者因為其他原因失敗了，那社會主義實踐就可能又要長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作為一個幽靈在世界上徘徊了。”中國由于在關鍵時刻有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和果敢決策，正確解決了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歷史地位這一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就避免了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從而為黨的團結、國家的安定、黨和人民事業(yè)長遠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沿著鄧小平指引的正確方向，我們黨不僅在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時頂住了沖擊、經受住了考驗，在世界上把社會主義的旗幟舉住了、舉穩(wěn)了，而且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使世界范圍內兩種意識形態(tài)、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fā)生了有利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深刻轉變，成為振興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撫今追昔，橫向對比，令人感慨，也令人深思！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也是最好的清醒劑。鄧小平領導制定《決議》的歷史過程和豐功偉績，永遠照亮著我們黨以史為鑒、開創(chuàng)未來的偉大征程。我們要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進一步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而努力奮斗！
來源：學習時報